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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日期:2010-11-18 浏览次数:3969次 【打印本文】
  一、斯里兰卡佛教的衰退与复兴

  从7世纪到11世纪约500年中,斯里兰卡佛教一直是大乘密教的天下。由于信仰印度教的注辇人入侵,大寺、无畏山寺,以至祇多林寺等都受到严重破坏。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已是气息奄奄。及至维阇耶跋护王一世(1055—1113在位)击败注辇人,便着手整顿人民的信仰。他重新建立寺院,供养佛牙;派使往缅甸向蒲甘王朝延请上座系长老,重建僧伽。传说这些长老在王都最胜城将巴利文三藏再译为僧伽罗文,并积极搜集散失在各地的佛典,抄写并送回蒲甘。他们还建立了译经和讲经的机构,培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学者。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佛教交流,达到极盛。

  由于维阇耶跋护王一世的努力,大寺恢复了昔日的权威,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也复活了。但这种繁荣相当短暂。他死后,国内大乱,佛教再度陷入黑暗。著名的帕拉卡马。巴护王一世(1153—1186在位),平定了国内战乱,扶植佛教发展,并着意净化佛教教团。他结束了锡兰三大寺的长期争端,使他们遵守同一戒律,增强团结。他还建立了祇园寺、楞伽提罗寺等。同时,他也建造了一些印度教寺庙,可能是为了满足泰米尔人的需要。

  帕拉卡马。巴护王以僧伽的监护人自居。鉴于以往僧团的腐败,他主张严肃僧纪。明确出家人若不能持守戒律,便勒令其还俗。在大寺萨利普特拉长老的支持下,由国家颁布了包括褫夺僧籍在内的戒律法令。此法令以大寺规定的戒律为依据,不允许对僧纪有别的解释。于是国家再次确定大寺是斯里兰卡的佛教中心,人们也将大寺视作楞伽岛上的法灯护持者。

  在帕拉卡马。巴护王治下,以大迦叶波长老为首的千名比丘再次结集,搜集并确定了巴利文和僧伽罗文的三藏及注疏。从觉音以来约500年间,斯里兰卡的学问僧几乎不见史册,至此,佛学有了新的发展。从10世纪到13世纪,学问僧辈出,最有名的有优波提舍、法上、僧伽拉吉塔、佛陀纳加等,12世纪中出现了律藏疏本和中部经典疏本等巨著。

 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,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突然消亡,原因不详。师子国尼众本来发达,南朝宋时以铁萨罗为首的诸尼曾来中国为300余女弟子授比丘尼戒。至此,尼众消失,直到本世纪80年代,斯里兰卡才又派使来中国重受尼戒,发展尼众。

  帕拉卡马。巴护王一世死后,斯里兰卡又一次遭到印度的入侵,帕拉卡马。巴护王二世(1240—1271在位),再次赶走泰米尔军队,并打败了爪哇王子的海上进攻及印度槃度国和注辇的进攻。二世也是佛教的支持者,他从南印度延请比丘,建立寺院,奖励学僧。此后维阇耶跋护四世王(1271—?在位)带头护持沸教,被佛教徒称作菩萨。帕拉卡马。巴护四世(1325—?在位)时,请僧人将巴利语的《本生故事》译为僧伽罗文。14世纪斯里兰卡的重要佛学著作有《摄精要》、《摄正法》等。15世纪下半叶,下缅甸的达摩悉提王(1472—1492在位)打算整顿勃固国僧团纪律,振兴佛教,曾遣使到斯里兰卡留学,并依大寺传统受戒,戒坛设在据说是佛陀到过的克拉利耶河上。东南亚佛教中罗曼那派即起源于此。

  从16世纪开始,斯里兰卡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,严重影响佛教的发展。先后由葡萄牙(1505—1658)、荷兰(1658—1796)、英国(1796—1947)殖民者的统治和占领,他们毫不尊重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,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,视佛教为异教,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。

  许多佛塔、寺院被破坏,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,一些佛教徒被强迫改宗。而佛教也逐渐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,具有抗拒西方入侵、维护民族尊严的意味,在困境中挣扎延绵。

  1592年,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即位,先后两次延请缅甸上座部长老前来传教;继之,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还从暹罗迎请佛法。到18世纪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在位时,再次从暹罗延请阿瑜陀(大城府)王国的上座长老乌波里和牟圣尼等,帮助本国重整佛教制度轨仪,传授戒律,1750年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暹罗派。

  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开展,斯里兰卡的上座佛教日趋活跃,僧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加显著。从19世纪初,在暹罗派之外,又形成两个新派别。1799年,斯里兰卡有些在家的信徒,前往缅甸阿摩罗普罗城,从那里的长老受戒,参加僧团,回国后从事弘法和立宗活动。这一系统的僧侣于1802年组成缅甸派,创始人是达摩觉提。从下缅甸罗曼那国的勃固迎回来的又一批传法僧人,建立了斯里兰卡的罗曼那派。

  暹罗派和缅甸派、罗曼那派都是从楞伽岛传出去的上座系佛教,教理、教义并无原则区别,但在衣著、戒律、诵经声调等方面略有差异,这也表现了社会层次上的区别。例如,暹罗派只承认高级种姓可以出家,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时偏袒一肩。缅甸派社会地位较低,认为前三种姓均可出家,僧人着衣不应袒肩。这两个派别下边还各有分支。暹罗派下分6部,缅甸派下则有30几部。罗曼那派因为成立较晚,经过了改革,它注重戒律,反对寺院蓄财。三派中以暹罗派势力最大,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为根据地,拥有财产和土地,僧侣多出身于上层社会。

 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,斯里兰卡就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。进入19世纪下半叶,佛教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。1875年,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瓦拉斯基夫人在纽约创建神智学会,5年后,又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,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;同年,于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,兴办佛教学校,推动佛教复兴。此后,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磨波罗(1864—1933)访印,巡礼佛迹,1891年发起“摩诃菩提会”,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它国家的佛教。同年,在印度摩诃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,除斯里兰卡、印度之外,尚有中、日、缅等国的佛教代表出席。摩诃菩提会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团体,一直到至今。

  20世纪开始,佛教成了提高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存。1908年成立“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”,1919年成立“全锡兰佛教大会”。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,政府继续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。1950年,著名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发起“世界佛教徒联谊会”,到1978年6月,已拥有34个国家和地区的66个组织,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。1951年,班达拉奈克组织自由党,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是该党的口号之一。1960年,他的夫人支持发展佛教学校,在农村普遍建立佛教保护会。1978年,贾亚瓦德总统更提出“佛法化社会”的设想。全国有佛学院300余所,有智增和智严两座佛教大学。从1956年开始,组织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纂英文版的《佛教百科全书》,计划陆续出版。

  今天的斯里兰卡有70%的人口是佛教徒,有僧侣近2万人,其中暹罗派最大,拥有僧侣1万3千人,寺庙6千座。

  二、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

  1044年,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统一缅甸。据缅甸《琉璃宫史》记载,他听从来自孟人国家直通上座阿罗汉的劝告,决定废止泛滥成灾的阿利教,恢复和发展上座部佛教。他遣使向直通国王摩奴哈迎请三藏佛典和舍利,遭到拒绝,遂发兵破城,俘获包括国王、工匠等在内的僧俗3万人,用32头象驮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蒲甘。以后,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义,继续四处征战,成为缅人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。阿奴律陀将得来的30部三藏由孟文译成缅文,又派人去斯里兰卡求回锡兰三藏,由阿罗汉作了校读。为供奉佛舍利,他还决定兴建瑞寿宫宝塔。塔的结构为实心,周围有37个地方纳特(精灵)环绕,形成佛教与土著信仰结合的典范。他未能完成此项工程就死了。

  阿奴律陀时期,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开始结下不解之缘。1067年,阿奴律陀应维阁耶巴护王一世的请求,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,支持驱逐注辇人的斗争。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,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。

  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,在1077—1084年间先后送回蒲甘。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译成缅文。11世纪,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,有壁画数百幅,保留至今,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经及孟语注解,说明“纯正的”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。

  江喜陀时代(1084—1113),壮丽的瑞寿宫塔终于完成了,塔下供藏着维阁耶巴护一世赠送的佛牙舍利。江喜陀还在国内广建塔寺,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难陀塔。他本人崇尚盂人文化,信奉佛教,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,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。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,有一块铭文说,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■罗城(卑谬),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,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。

  从得楞孟人的碑铭中可以知道,他还是第一个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庙的缅甸王。另一块铭文记载,某位注辇王子曾到过缅甸,并在江喜陀的劝说下放弃印度教,皈依佛法。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。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,建筑藏经楼,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。

  江喜陀的继承人阿隆悉都(1113—1167在位),也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尽管他的治下叛乱迭起,依然广建塔寺,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难陀寺相媲美。传说阿隆悉都还是缅甸佛教文学的创作者,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铭刻中留有一首诗歌,表达他乐于帮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轮回的愿望。

  在那罗波帝悉都时期(1173—1210),发生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  地位相当于国师的乌多罗耆婆,于1180年率领一批门徒前往锡兰,其中他的弟子车波多在这里呆了十年之久,并在大寺受具足戒,参加了锡兰僧团。此后车波多带着弟子重回缅甸,即以大寺戒法为正统,否认其他缅甸僧人的合法性,拒绝与他们一道举行法事。那罗波帝悉都王支持车波多等人的作法,同意他们在缅甸弘扬大寺戒法和仪式。

  缅甸佛教由此分为前宗和后宗。后宗便是自居正统的僧伽罗僧团,也称大寺派。前宗则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传系统,尽管它也来源于南传上座部。

  缅甸佛教最终统一在大寺派之下。大寺派进行了改革,使佛教深入到了民众生活。在它的刺激下,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求戒的僧侣络绎不断,同时影响缅甸境外的泰族、老挝及柬埔寨,意义深远。到了下一个历史时代,当伊斯兰教赢得马来亚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时,佛教仍然保持着它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,原因之一,在于大寺派具有广泛的群众性。相对而言,马来群岛诸国,不论湿婆及毗斯奴的印度教,或梵语系统的小乘及大乘佛教,大致都限于宫廷范围,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权贵族,缺乏人民的深层信仰。

  到13世纪的最后20年,在元帝国的攻击下,蒲甘王朝崩溃。此后国内动乱,持续了200年,最后出现以阿瓦和勃固为中心的两个国家。

  15世纪下缅甸的孟人国家勃固,继续奉行佛教。信修浮女王(1453—1472在位)以大量黄金涂饰瑞寿宫塔,并为它增建了附属僧院,成为今缅甸文化的象征。女王还向斯里兰卡派出求法教团,再次激起国内的佛教热情。这一运动的中心在迦耶尼寺,该寺得名于锡兰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。被派往楞伽岛求法的僧人,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,回国后形成了缅甸的另一大派罗曼那派。

  信修女王的女婿达摩悉提(1472—1492在位)原来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,被佛教徒视作理想的法王。1475年,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长老前往锡兰,按大寺法受戒,并研习经典。

  后为这批学成归来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净地界,专为国内青年比丘授戒传法。这是罗曼那派的正式出现,势力逐渐强大,一直传播到今日的泰国、柬埔寨和斯里兰卡。达摩悉提王还派使者前往印度,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分枝,描绘伽耶寺的图样,回国后建造寺塔僧院。当时的佛教共有六派,分属于柬埔寨和锡兰系统。达摩悉提要求他们一律按大寺制度,在他指定的上座苏伐那索跋纳主持下重新受戒,统一起来,由一个上座部僧团指导。从15到16世纪,是勃固佛教最繁荣的时期。

  从18世纪开始,缅甸佛教僧团就僧服穿着是全衣还是袒肩的问题,展开了争论。“袒肩派”和“全衣派”都声称自己的行仪符合正统戒律,先后争论了75年,直到孟云王(佛陀波耶,1781—1819在位)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结束。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,说明袒肩派并未因此而消失。

  1871年,曼同王(1853—1878在位)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,有2400名比丘参加,由三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。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,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块石碑上,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,四周环绕45座佛塔。刻石5年方成,至今犹存。

  在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,缅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国家。到了东吁王朝(1531—1752),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才完全转到缅人手中。整个雍籍牙时代(1752—1885),缅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,既使佛教深入民众,也促进了学僧对经典的研究,特别是对《摩奴法典》及阿毗达磨的研究。孟云王在位时,吴貌东上座从印度迎来大批梵文经典,在一些婆罗门协助下,展开了对星象、医学和文法的研究,并将许多经典译成缅文。

  从蒲甘王朝开始,历朝君主大都从事佛塔佛像的兴造活动,同时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,供养僧众。孟云王时代,王太子进攻阿腊干地区,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;又拨250名战俘给供养这一佛像的寺庙。这种耗费民力民财的佛教活动,在缅甸也史不绝书。

  缅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,这就是与传统的纳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。

  缅甸人历来相信大地、虚空、森林、山谷、家宅、村寨等都有精灵司理,均须按一定仪式进行祭祀。曼同王曾明令取消这种不符佛说的淫祀,但效果极微。相反,有些祭祀往往转变成了佛教节日。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“水祭”的泼水节。这原是为祭祀一切纳特之主“塔伽王”(塔伽即蛇,或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大神)的,反映人们对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,尔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节日。

  佛教与缅甸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在许多民俗习惯上。男孩长到7、8岁,都要到寺庙中过一段出家生活,时间一般在“夏安居”的雨季三个月。

  届时举行出家仪式,男孩效法佛释迦和达摩悉提王故事,身着王子打扮,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入佛寺。习俗认为,男孩出家对己对家都有功德,社会上则认为是有教养的表现。

  在家的佛徒,必须接受比丘关于三皈五戒的教诲,再请僧人念诵巴利文的护咒经。佛徒追荐先祖,要请僧众在家供养,饭后僧众唱颂佛偈,与此同时,施主将一杯水滴入一个容器中,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,称作“滴水咒愿”。佛徒还特别重视种种定期的佛教行事,例如每月有4天持斋的布萨日,夏安居结束有灯节,纪念世尊诞生成道寂灭有卫塞迦日,还有祭祀佛塔等等。其中大的行事也是节日,常常伴有舞蹈、演戏等活动。

  16世纪以来,缅甸也先后经受了葡萄牙、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,随之基督教传教士于1689年进入缅甸,1885年,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。

  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,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。20世纪初,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,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,1906年创立了佛教青年会,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,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,甚至组织政党。1930年以后,佛教青年会改组为“缅甸人民联合会”,由著名的爱国比丘吴欧德马和吴沙威领导。吴欧德马曾到过印度,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启发,于1923年起领导缅甸反英统治的宣传和组织活动。他与吴沙威多次被捕入狱。吴沙威绝食死后,激起了缅甸人更大的抗英风暴。1938年缅甸全国罢工,反抗殖民政府,17名死难者中有7位比丘。1948年缅甸独立后,政府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政策,直到60年代初,对佛教复兴运动给予政治和经济的支持,包括创办弘法学院和国际高级佛教研究院等。1954—1956年,由国家出面,举行了南传佛教的第六次结集,有7个国家、2500比丘参加。1961年8月,缅甸议会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案,宣布佛教为缅甸联邦的国教。1962年8月以后,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,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,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措施。

  今日缅甸的佛教僧团经过多次分合,主要有三派:善法派、瑞琴派和门派。全国佛寺约2万所,佛徒占总人口的80%。

  三、泰国佛教的国教化

  从11世纪开始,泰人逐渐向湄南河流域迁徙。1222年,在素可台建起第一个独立的国家。

  泰人的原始信仰属萨满教性质的精灵崇拜,到素可台王国,它又接受了存在于6—11世纪的堕罗钵底上座部佛教影响。11世纪吴哥王朝吞并堕罗钵底以后,高棉人又带来了印度教及佛教密教。此外,8、9世纪之交,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夏连特拉传来了大乘佛教;11世纪缅甸人控制今天的泰国北部地区后,还从蒲甘传来锡兰僧伽罗佛教。

  素可台王朝在拉玛甘亨(1275—1317在位)王时变得空前强大。他征服了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,包括古老的堕罗钵底,并争取中国的支持,与高棉人抗衡。他曾多次派使朝贡元朝,并带回了中国的制陶手工业技术。拉玛甘亨特别鼓励佛教,在征服马来半岛上的六坤之后,延请在那里的锡兰僧人到素可台传法,还为一位品学兼优的高僧建造阿兰若寺。大批僧人涌向斯里兰卡求学受戒,使僧伽罗僧团在素可台很快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派别。

  拉玛甘亨的儿子卢泰(约1317—1347年在位)继续支持佛教发展,曾建造佛陀脚印供人瞻仰,被佛徒尊为“达磨罗阇”(法王)。拉玛甘亨的孙子吕泰,是虔诚的佛教徒,曾在宫内自讲佛经,1361年放弃王位,在芒果林佛寺出家。所著《三界论》保存至今。他是泰国第一个以君主身份为僧的人。

  素可台王朝时期,塑造了大量的青铜佛像,著名的有曼谷大舍利寺供奉的清叻那铜佛和善见寺铜佛。成为泰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代表。

  14世纪后半期,拉玛蒂菩提(约1350—1369年在位)在阿瑜陀耶(大城府)建立了阿瑜陀耶王国,到14世纪末,臣服素可台,并几次向柬埔寨用兵。1397—1431年两次攻陷吴哥城。长期的战争使阿瑜陀耶衰落下去了,1767年被兴起的缅甸雍籍牙王朝所灭。

  阿瑜陀耶诸王都崇拜佛教。被缅人破毁的阿瑜陀耶城内到处都有佛寺废墟;早期建筑的清寺和王官佛寺则免于兵燹。1361年迎来斯里兰卡使臣,上座部大寺系统正式成为国教。拉玛蒂菩提王由楞伽岛请来大德高僧为泰人僧王,要求泰国的比丘统一于巴利语圣典,一切威仪行事遵从大寺派规定。波隆摩罗阇王应锡兰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的要求,向那里派去了以优波离为首的15名比丘的传教使团,建立了优波离教派,即暹罗教派。

  阿瑜陀耶王国同中国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明洪武十年(1377),暹罗王的侄儿那空膺来朝,明廷颁给“暹罗国王之印”。1408年那空膺在位,出使南洋的郑和率船队经过阿瑜陀耶。据马欢的《瀛涯胜览》记,暹罗国“崇信佛教,国人为僧尼者极多。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,亦住庵观,持斋受戒”。

  阿瑜陀耶时代的佛教上座部,主要在宫廷中流行,社会下层信奉的佛教仍然侧重在符咒法木,上层社会的信仰也带有祈福的性质。1458年戴莱洛迦纳王铸像500尊,求告佛陀保佑不要再有前一年那样的饥荒。

  阿瑜陀耶被缅甸人攻破不久,华裔披那。达信领导人民收复了失地,1768年在曼谷对岸的吞武里建都为王。达信王原籍广东,起兵时任达城太守。幼年曾在佛寺读书,13岁入山昆诃罗寺为沙弥,熟悉巴利文和佛典,通汉语、印地语、缅语和越语。建都以后,作为虔诚的佛教徒,大兴佛教。1778年,他率军征服万象,继之占领琅勃拉邦。从万象迎回了著名的玉佛像,供养在吞武里。据传,王佛造于佛灭后400年的印度,通体由7块翡翠绿玉组成,内藏佛舍利真身。尔后经楞伽岛、素可台,辗转移至万象,今供奉在曼谷玉佛寺,为泰国佛教瑰宝。达信王晚年时常自称佛陀再世,对佛教的兴趣远胜于对国家的关心,1782年被弑。

  新王拉玛一世(1782—1809在位)将都城迁至曼谷,是谓曼谷王朝。其历代国王都奉行佛教。拉玛一世清洗了亲达信的僧团上座,整顿僧伽,组织高僧校订三藏佛经,编纂巴利语词典。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,是为拉玛四世(1851—1868在位)。此前,他做过27年比丘,精通三藏论释,懂得梵文、巴利文和英文。他创立了泰国僧伽中最有势力的一派——法宗派,强调遵守斯里兰卡上座部戒律,学习巴利文经典,成员主要是贵族阶层;1932年后始允许平民参加。法宗派与传统的上座部僧伽组成的大宗派,构成泰国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。

 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统建造了泰国最大的佛塔,鼓励将法宗派传到柬埔寨,遣使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树分枝。此后诸王继续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写本,进行校勘。1919—1928年,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释和藏外佛典。

  从16世纪起,泰国受到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侵略,1941年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,1945年日本战败后恢复暹罗古名,1949年又一次改为泰国。1932年以来,各部宪法原则上承认宗教信仰自由,但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,国王必须是佛教徒;每个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,以取得成年人资格。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5%,寺院2万5千多座,佛塔在10万座以上。此外,尚有大乘佛教在华侨和华裔中流行,有寺约30座,属中国律宗法系。1950年,泰国佛教徒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,1969年,这个联谊会将总部设在曼谷。

  从历史上看,泰国佛教的基础在农村,僧伽供养者主要是农民,僧侣则是农村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创造者。传统的医药、天文、历法、文学、语言等等都以寺院为活动的中心,受佛教的制约,世俗的普通教育多由寺院僧人承担。许多世纪以来,每座寺庙都有穿袈裟的儿童,称作“寺子”,由指定的僧人指导学习文化。今日泰国的国民教育普及程度较高,尤其在城市,僧侣一般不再从事寺子教育。但如果父母坚持或者在落后的山区,孩子们仍然得在寺院中接受启蒙教育。此外,寺庙还接受部分学习雕刻、油漆等手艺的学徒。

  佛教在民间的宗教活动,主要从事趋福避祸、求财祛病等法事。这些法事又与婆罗门教及土著的万物有灵等原始崇拜混淆在一起。其中常见的是念护咒经,经文有《小王护咒经》和《大王护咒经》两种,都是巴利文的。前者用于新房上梁、佛像开光、为死者慰灵、死后七日供养等;国家庆典、僧众忏悔等则念《大王护咒经》。此外,僧人还代人诵经,如用符咒祝成圣水,绕圣线,为人们佩带的护身佛像作“入魂仪式”等。

  泰国佛教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据,国王也以“正法”的护持者身份,扶植佛教的发展。历代的王室均以大量财物布施僧伽,如曼谷王朝的拉玛三世(1824—1851在位),仅佛寺就建立三十余座,称作“王立寺院”。国王施给僧团以土地、农民,称作“御供养施舍”,成了“寺领地”和“寺院奴”。一块碑铭记,1361年,素可台王卢泰在雨安居期,施金1万、银1万、蒟酱(一种植物果实)1千万、三衣400套、铁钵400具。与此相应,历代王朝对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,严格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。

  1466年,戴莱洛迦纳王曾比照“武官地方官官阶授田法”,给国内“精通佛法的比丘”2400名和“尚未精通佛法的沙弥”200名分六等授田;在政府设立宗教事务司,维护僧伽纪律,指导僧侣行为,直至勒令不轨僧人还俗。1859年拉玛四世再次勒令犯戒僧人还俗,规定外来挂单僧人登记,沙弥的年龄限制等。1902年泰王签署了“僧伽管理法”,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、各寺庙的责任、义务和权限。1912年颁布了改订的“僧伽官职表”,1913年颁布“常施食标准表”,分别规定了僧人官阶和月薪数额。

  国家对于佛教教义的研究,也采取统一的指导方针。到朱拉隆功时期(1868—1910),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。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,促使僧团教会化,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。他还推行教理考试制度,指定应考的教材,如《佛教圣句集》、《佛传》、《戒律基础》等。

  四、柬埔寨佛教的兴衰

  在9—10世纪之际建立的吴哥王朝,到苏利耶跋摩二世(1113—1150在位),完成了吴哥石窟。他信仰毗湿奴,用毗湿奴像取代神庙中原有的湿婆像;后来的阇耶跋摩七世,又用佛陀像取代了毗湿奴像。

  阇耶跋摩七世(1181—1201在位),把吴哥王朝推向全盛期,成为柬埔寨最有威望的古代君主。他信奉佛教,以观世音为高棉人的保护神,认为他能引导人们往生极乐净土,在国内到处建造四面的观音神像,其眼半开,目光低垂,嘴含平静而神秘的微笑,被人称作“高棉的微笑”。这个时期建造了普拉沙。普兰。克迪、塔荣、帕甘和巴荣等寺,显示吴哥佛教的独特色彩。

  塔荣寺就是普粒毗诃罗寺,建于1186年,供奉的是皇太后像,被称作佛陀之母。寺碑盛赞阇耶跋摩七世无所不能,尽管也礼赞佛法僧三宝。1191年,阇耶跋摩七世为观音建帕甘寺,寺中的菩萨像则以他的父亲为原型。他还树立了自己的等身像,刻画为病人治疗的医师和看护人的佛陀。帕甘寺的铭文说明,造寺的目的在于“在遍流敌人鲜血的土地上”以“庄严菩萨”。巴荣寺建于12世纪末,其中也有国王的黄金橡。简言之,王室造寺塑像,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振王威,敬祖先。

  阇耶跋摩七世曾派遣有王子参加的使团前往斯里兰卡求法。这位王子当是柬埔寨上座部佛教的第一位传人,或许就是缅甸《琉璃宫史》中提到的多摩林陀。

  阇耶跋摩七世之后,婆罗门教再次复兴,佛教式微。不过,据1292年来到柬埔寨的元朝使臣周达观在《真腊风土记》中记载,当时吴哥城依然以佛头像庄严城门,城中有20余石塔环绕的金塔。寺院僧人“削发穿黄,偏袒右肩,其下则。系黄布裙,跌足”。寺中只供释迦像,塔中诸佛皆为铜铸,相貌各异。及至经过1369—1441(或1444)年暹罗人的进攻,吴哥城三度陷落,柬埔寨急剧衰落下去。到安赞王时代(1516—1566),柬埔寨军队一度进逼暹罗的阿瑜陀耶城,很快又遭失败,1594年,首都洛韦亦被暹罗攻破。此后,始终未能摆脱附属泰国或安南的命运。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,1940年又被日本军队侵占。

  随着退罗人的占领,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确立下来,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逐步失势,终于消灭,婆罗门教的庙塔被改造安置了佛像,佛像崇拜取代了林伽崇拜。但许多寺名仍保留着印度教的痕迹,印度教或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教法事仍旧在民间流传。

  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,佛教受到法国化的打击,一度衰落不堪,僧侣和佛徒成了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重要力量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,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族意识的手段,有了新的复兴,涌现出不少爱国僧侣。

  1909年,创建了巴利语学校,1914年改为巴利语高级学校;到20年代,初级巴利语学校已有400余所。50年代初,一些佛教政治家提出了佛教社会主义口号,强调佛教在立国上的作用,规定所有寺院都要举办学校。1954年,创建西哈努克佛教大学,继之成立金边佛教研究所。到60年代,出版了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。与此相应,还出现了一批佛教学者和佛学著作。据1970年统计,全国共有僧侣6500余人,塔寺约3400座,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90%。

  柬埔寨的国民教育,曾长期由僧侣承担。直到1963年统计,文化部管理的普通新校有1615所,学生75000人;而70年代初,属宗教部的巴利文学校则有590所,学僧有万人以上。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,男孩子都要在寺庙中学习文化。通常在12岁披上黄袈裟,称小沙弥。到20岁左右,若有志于出家修行,便可受戒成为比丘。社会尊重和尚和受过寺庙教育的人。

  具有巴利文和佛学知识的优秀学者被称作“班智达”。由于传统的佛教教育,五戒八关斋深入民心,社会犯罪相对较少。民众日常的婚丧嫁娶都伴有一定的佛教法事。

  柬埔寨佛教来自泰国传承,所以也分两派。大宗派在14世纪传入,多在农村活动;法宗派在1864年传入,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。前者占全国全部寺庙和僧人的90%以上。

  五、老挝佛教的发展

  老挝于749年建国,一直处于周围大国的争夺中。1353年,由流亡在吴哥的芒斯瓦王子法昂创建了独立的南掌国。法昂自幼生长在柬埔寨,娶当时吴哥王的女儿为妻,在吴哥王的扶植下取得王位,于琅勃拉邦建都。之后,将南传上座部引入老挝,逐步发展成为国教。琅勃拉邦最初就是吴哥王赠给法昂的一尊佛像的名称。为供养从吴哥前来弘法的高僧,南掌王还建造了著名的波沙罗寺。

  到15世纪上半叶,波提萨拉王(1520—1547在位)曾三次抗击暹罗势力,一度占领泰国清迈地区。此后,缅人夺走清迈,攻陷万象,老挝日趋衰落,17世纪末沦为越南的属国。18世纪,南掌国分裂为万象、琅勃拉邦和巴色三国,先后成为暹罗的属国。19世纪初,昭阿努王在万象立国,国势依然不振。

  尽管老挝历史上内忧外患不断,但上座部佛教始终稳定发展。16世纪的维苏纳腊王建造了维苏寺,并将佛经三藏译成老挝文。他的继承者波提萨腊王敕令民间专奉佛教,禁事鬼神,使佛教空前普及。波提萨腊的儿子塞塔提腊(1548—1571在位)继续崇奉佛教,曾由清迈迎来原出于斯里兰卡的翡翠玉佛象,于万象玉佛寺供养;又在万象造大舍利塔,占地百亩,塔身通体镀金,亦称“塔銮”,成为老挝佛教文化的象征。17世纪的苏里亚旺萨王(1637—1694)将老挝佛教推向全盛。他把佛教统一在王权的管辖之下,任命僧王,制定僧阶,创办佛教学校,提倡佛典研究,使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。

  19世纪末,法国殖民主义占领老挝;1940年又为日本军队侵占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,不久又陷入新的外国侵略和长期战争中。佛教在外国入侵期,一方面遭受严重打击和破坏,一方面激起僧侣和佛徒的爱国激情。20世纪初,老挝佛教逐步复兴,到30年代掀起高潮,与整个东南亚的佛教形势是相呼应的。独立后的老挝,也力图把佛教作为统治地位的宗教巩固下来。1947年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;1959年颁布“僧伽法令”,又作了许多细则规定。实际上,是把佛教的全权管理集中到国王手中,削弱和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活动。

  老挝盛行的是上座部佛教,在农村和偏远山区也存在精灵崇拜,与佛教并行。据1965年统计,城镇有僧伽团体57个,乡村有220个,共有寺院1726所,比丘5487人,沙弥7358人,寄居在佛寺或佛寺附近的出家修行妇女优婆夷不计。佛教信徒占整个国民的95%。

  老挝僧伽也分大宗派和法宗派,大宗派人数占压倒优势。南近泰国地区主要是法宗派寺院,首都万象主要是大宗派寺庙。作为全国僧伽领袖的僧王,属于大宗派,对法宗派负有同样指导责任。僧王以下由5位上座高僧组成宗教会议,领导全部僧伽。

  送子弟入寺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沙弥,也是老挝人的传统。穷苦人家的孩子多半通过出家接受教育,因为沙弥和比丘还俗的事很普遍,不受人们鄙视,这与泰国相似,但缅甸、斯里兰卡的僧人则很少还俗。同是上座部佛教国家,这方面差别甚大。

  关于上座部寺院的状况,可以万象的中央寺为代表说明。此寺为大宗派的第二大寺,1956年有比丘32人,沙弥18人,寺男35人,沙弥尼15人。

  寺属巴利语学校一座,有比丘和沙弥250人在此学习,共分4个年级。另设夜校及星期日学校,对市民子弟开放。寺内僧人4点起床,6点出门乞食,10至12点在床前坐禅,作水观想和光观想,每日佛殿诵经三次。

  除了宗教法事,寺院也向居民提供医疗和用水等服务。入寺求医的人一般不信西医药,认为寺庙给的药能够制服叫做“费”的精灵。

  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,也有大乘佛教流行,多半是华裔和越南裔信仰。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万象的庞龙寺,寺内比丘或沙弥经常被派往越南学习。其威仪制度与中国汉地佛寺无甚区别。寺内本尊为释迦牟尼,左边观世音,右边地藏菩萨。早课诵楞严咒、大悲咒、十咒等;晚课诵阿弥陀经,唱八十八佛名号并行忏悔。除了念佛也习坐禅。据说常住该寺的优婆塞及优婆夷有数千人。每逢农历十五和三十日,作布萨忏悔,为男女信众受持五戒及八关斋戒。

  六、越南的大乘佛教

  越南在丁朝(968—979)和前黎朝(980—1009)期间,僧侣干政,往往左右国家命运。前黎末帝黎尤铤企图抑制佛教权力。僧统万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挥李公蕴篡夺政权,建立了延续200余年的李朝(1010—1224),越南佛教在这期间达到了极盛,史称“百姓大半为僧,国内到处皆寺”。

  万行俗姓阮,幼通儒道释,21岁出家,为六祖寺禅翁弟子,深究《百论》,精于禅法,被认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传人。他以符谶为李公蕴称帝制造舆论,李朝成立后,受封为国师,为新王朝拟定了许多重要政策。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传人惠生,也极有权势,他曾为太宗讲禅,并参与朝政,享有与万行在太祖时同样的地位和特权,到圣宗时任左街都僧统。

  无言通派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。在黎朝任僧统的匡越,其弟子多宝,曾为李朝太宗传授禅学,太祖也向他垂询军国大事。多宝弟子有焦山感应寺的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禅老,前者为无言通派法脉传人;后者在慈山有习禅弟子数千,成为该派开祖以来最大一系,太祖幸重明寺时,曾就禅法请教。

  到圣宗时代,来自中国的僧人草堂创禅宗草堂派。据越南《禅林宝训》,草堂原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,属南岳怀让一系十三代门人。他随师游化占城,正值李朝圣宗前来征伐(1069),城破,与其他僧众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龙(河内),后辗转为圣宗所识,迎入开国寺安置,得到极高的礼遇。圣宗以草堂为师,并成为该宗的第一代传人。圣宗有弟子吴益,任参政,吴益传杜武,任太付,都是朝廷要职。英宗与高宗,则自命草堂派弟子。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。它提倡“禅净一致”,修禅与念佛结合,与北宋发端的中国禅宗走向完全一样。到神宗时,密宗亦颇流行,阮明空、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。

  陈朝(1225—1400)建国,草堂派失势,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。据说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,而后辗转传至慧忠。慧忠出身陈朝贵族,曾受学于逍遥禅师,或称是无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,自号慧忠上士。他从“即心即佛”出发,立“返观自己本分事,不从他教”的宗旨,不持戒斋,在海阳省荣吏县他的封邑上修禅授徒。他传禅要给调御觉皇,即陈朝第三代的仁宗。仁宗在位时(1279—1293),日理朝政,夜修禅学。及至对元朝战争结束,即禅位给英宗皇帝,自己去海阳东潮县安子山出家习禅,自称香云大头陀、竹林上士,创建禅宗竹林派。他以临济为祖,认为佛法即是老子之“道”,亦是孔子之“中庸”,提倡三教合一,与两宋以来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应。1308年,竹林上士圆寂,被尊为竹林禅派初祖,他的弟子法螺(1284—1330)、玄光(1284—1364)分别为二祖、三祖。

  英宗也奉行佛教,他率先受菩萨戒,满朝文武竞相效法。1314年,也主动禅位,从法螺搞铸像、印经活动。玄光原是状元出身,追随他的僧尼常出千人。国内各种佛教著疏和禅家论说,敕令必须经玄光审阅后由皇上恩准,始得刻印流通。竹林禅派是陈朝的官方佛教。

  陈朝末年,朝廷着重儒家道学,限制佛教势力膨胀,沙汰僧徒。到后黎朝,王室以道学立国,进一步抑制佛教发展。圣宗(1460—1497)明令禁止新建寺庙,不准扩大寺院地产,继续沙汰僧众。1500年,国家下令佛教只许在庶民中信奉,促使原属王室贵族的信仰转向民间大众中流传。

  黎朝后期,开始统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国领地的是阮氏集团。自阮潢以降,阮氏广南王国历代都崇奉佛教。1604年,阮王在顺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,佛教开始复兴。到17世纪中叶,贤王阮福濒(1648—1687)时期,佛教达到繁盛。中国前明逃避清廷统治的一些两广僧侣,来到顺化和平定省,传播临济宗禅法,其中济圆和觉封尤为贤王所厚礼。在义王阮福溱时,中国和尚寿尊亦来顺化,创立原韶禅派,造平定十塔寺。又有出自济圆、觉封两家门下的了观和尚(?—1743),在顺化天台山开创禅门,直承临济宗系,被尊为义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师,或名了观禅派。临济宗禅法在越南中、南居绝对优势地位,直到近现代。1848年,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,提倡无寺无僧,及思祖先、思国家、思三宝、思人间的四思教义,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中流传,显然有临济禅的影响。

  在中国清朝初年,到北越来的中国临济僧人中,最著名的是拙公。拙公传明良,明良传真源正觉,正觉传麟角。麟角(1696—1733)俗名郑拾,原是郑氏安南王国的王子,以家为寺,创莲宗派。麟角有弟子杜多,曾奉师命到广州,在鼎湖山庆云寺参学3年,带回经律论300部,1千余卷,广弘四分律,号称“两国和尚”。此后继承莲宗寺的是桂阳人慈风,影响渐大,门徒300多人。莲宗派虽属临济宗传承,但偏重在净土,以阿弥陀佛为参禅公案;同时提倡“禅教双运”,以“教”为眼目,将教理、修禅和念佛结为一体,使这个派别在多层次中得到流传。

  此外,在17世纪初,曹洞一系也传进越南。先是水月通觉和尚(?—1711),游学中国北京,后到湖州(属浙江湖州)凤凰山参拜一句智教,由是得法,成为越南曹洞宗始祖。此派中心在河内,亦号水月派。

  19世纪初,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,建起南北统一的阮朝。

  阮朝在政治上扶植临济正宗,歧视莲宗,促使莲宗更加走向民间。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,1884年沦为法国的“保护国”。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,佛教也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。1858—1873年,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,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,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39年,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开始出现了和好教。他们自称是宝山奇香教的继承者,吸引大批信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。与此相应,正统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复兴运动;一些知识居士主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;同时效法西方基督教,创办佛教慈善事业,普及佛学教育,建立群体组织。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,次年在顺化成立越南佛学会(越南中部佛教会)。青年佛徒的组织“家庭佛子”也宣告成立。各种佛教团体遍布全国各地。1951年建立了联合北、中、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总会。从大势上说,越南佛教始终具有爱国传统。在抗日战争期间,范世龙和尚组织的“越南佛教救国会”,1963年在抗议美吴集团暴行斗争中有广德等6位僧尼自焚,就是著名的代表。

  早在本世纪初,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,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,信徒有120万。1926年,黎文忠将高台教徒组织起来,本部设在西宁,重加整顿。他倡导佛、道、儒和天主教融合,并揉进扶乩等民间信仰,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。到1935年高台教第二代范玉石时,信众数目急剧增加。在抗日战争末期,与和好教结成民主社会党,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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